李家同：大學生上課胡鬧 他們才是可憐的一群

2017-10-26 00:47聯合報 李家同／清大榮譽教授（新竹市）

最近教育界發生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有一些大學生在上英文課時，從頭到尾都在胡鬧，有些學生居然在教室裡蹺起二郎腿。我相信大多數的人都會譴責這些學生上課不守規矩，也會責備老師不能維持教室秩序，更不能原諒校方沒有嚴厲指責學生。

這則新聞使很多人感到非常難過，我們對大學生都有一種特別的想法，認為大學生都是相當用功的，沒有想到今天，大學生不用功已經不好了，居然會在教室裡打鬧，這是過去從來不會發生的事情。

可是我們應該問一個更深層的問題：為什麼有大學生在上課時如此胡鬧？我認為這些學生根本不知道那位英文老師在講什麼。教育界始終不肯面對的殘酷現實，就是現在的大學生中的確有一些程度相當有問題。我知道有位大學電機系畢業生，居然連ａｂｃ都寫不全。寫英文句子時，很多大學生會寫出They is的句子。

這種現象完全是因為廣設大學和少子化的原因。少子化以後，很多大學就被迫接受程度不夠的學生，否則很難生存。這些學生糊里糊塗地進了大學，大學教授不可能教太淺的學問，因此這些大學生根本無法了解教授教什麼。對於學生和教授，這都是痛苦的折磨。

如果歸根究柢地問，為什麼會有大學生程度如此之差？因為我們國家的教育是完全沒有品質管制的，所有的國小學生六年以後絕對可以升學，進入國中以後又可以升學。在這種制度下，因為廣設大學，大學裡就會有這種可憐的學生，他們是值得同情的。

大學生上課時胡鬧，應是對教育部官員的一聲醒鐘。如果讓國小的孩子沒有學到什麼學問，以後一定仍會發生這種事情。這是很丟臉的事，我敢說世界各國很少有這種事情。透過網路，很多海外關心台灣的人看到這則新聞後，都寫信表示難過，因為他們心目中的台灣大學生不會做這種事情。

也希望政府知道，政府花了這麼多教育經費，結果孩子完全沒有學到東西。這種完全不管小學生的程度是一種浪費的制度。我不懂為什麼教育部長不願意發表一句聲明說，孩子有權利學好，老師也有義務教好。可惜始終沒有聽到教育部長的這句話。雖然我們號稱有非常普及的義務教育，但教育當局不肯承認有相當多的孩子是沒有學好的。

In Bhutan, Happiness Index as Gauge for Social Ills

By KAI SCHULTZJAN. 17, 2017

As a downpour settled into a thick fog outside, Dasho Karma Ura let his eyes flicker at the ceiling of a wood-paneled conference room and began expounding on the nature of happiness.

“People feel happy when they see something ethical,” he said. “When you think you have done something right and brave and courageous, when you can constantly recharge yourself as a meaningful actor.”

“And lastly,” he added, thumbing Buddhist prayer beads, “something which makes you pause and think, ‘Ah, this is beautiful. Beautiful, meaningful, ethical.’ ”

Mr. Ura, 55, is perhaps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experts on happiness, at least as seen through the lens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It has been something of a preoccupation for more than two decades as he has developed and fine-tuned Bhutan’s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indicator, a supplementary, sometimes alternative, yardstick to the conventional measure of development,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Center for Bhutan Studies and GNH Research, Mr. Ura has spent much of his time asking Bhutanese questions about interactions with neighbors, quality of sleep and physical vigor in an attempt to understand and measure subjective well-being. Over the years, he has watched the idea catch on far beyond Bhutan, a remote kingdom in the Himalayas.

When Denmark repeatedly came in first on the World Happiness Report, which looks at the science of measuring quality of life, more people became aware of both the report, and the concept behind it.

As nations struggle with what Mr. Ura called more “guns, bullets and bombs” than at any other time in history, he said it was imperative that many more countries devise indicators that look beyond economics.

“We have to find new ways of organizing our drives and energies toward peace and harmony,” he said. “We have to sincerely find a way out of it, out of this mutual insecurity. Because you have more guns, I have to have a little more guns. The long-term collapse is facing us.”

While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has become a political tool around election time, Mr. Ura believes the index has drawn greater attention to social problems. And the results appear to be positive, he said.

In 2015, his staff members released a study that showed 91.2 percent of Bhutanese reporting that they were narrowly, extensively or deeply happy, with a 1.8 percent increase in aggregate happiness between 2010 and 2015.

 Those who were educated and lived in urban areas reported higher levels of contentment than their rural counterparts. Men reported feeling happier than women.

Bhutan’s Constitution, which went into effect in 2008 with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directs the kingdom’s leaders to consult the four pillars of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 good governance, sustainabl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preservation and promotion of culture, and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 when considering legislation.

Born into an agricultural community in central Bhutan, Mr. Ura said his childhood was marked by changes that brought him closer to a world beyond farming. In the 1960s and 1970s, Swiss investors, taken with his district’s alpine terrain, helped develop road and water systems. The introduction of a formal education system in Bhutan gradually upended the mind-set of many villagers, who felt schooling took away from responsibilities at home.

After graduating at the top of his class in Thimphu, Bhutan’s capital, Mr. Ura was sent to St. Stephen’s College in India, where he at first pursued history. By the time he reached Oxford in 1983, he had begun a longer foray into philosophy, economics and politics.

From:https://www.nytimes.com/2017/01/17/world/asia/bhutan-gross-national-happiness-indicato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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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陸仔與台巴子最遙遠的距離

聯合筆記_阿陸仔與台巴子最遙遠的距離  張立

大多數人會說，兩岸關係的定海神針是「九二共識」，但那是政治層面問題；如果談到心理與文化層面，兩岸間的距離更甚於「九二共識」。
台灣有間旅店指陸客團「素質較差」，下個月起不再接待；另一家餐館則貼出告示，「由於近日接待陸客造成的不愉快，恕本店將不再接待陸客」。台灣民間有一股情緒，隱然在流竄。
台灣人私底下管大陸人叫「阿陸仔」，代表著文化水平不高、隨地吐痰、公共場所大聲喧嘩的貶抑；當年大陸經濟情況不好時，嫌人家連馬桶都沒有；現在大陸富起來了，「有兩個錢有什麼了不起」。
近些年來，大陸因為經濟發展，財富迅速累積，自信心也跟著增強，與台灣的觀感正好相反，許多大陸人覺得以前台灣有錢，現在大陸有五個省的ＧＤＰ超越台灣，「台灣人還有什麼好跩的」。有些大陸人把台灣同胞稱為「台巴子」，語意上顯得極為輕蔑。
大陸人會說，台北怎能跟上海比，上海是「國際大都市」。台北人當然不服氣，我們有乾淨的街道、優良的乘車秩序，如果硬要說台北有什麼不好，大概只有那座不知如何善終的大巨蛋而已。
「台巴子」與「阿陸仔」是雙方文化底層的成見，與政治表面的九二共識相比，這部分成見更難彌平，甚至有擴大趨勢。
美國在台協會前理事主席卜睿哲前兩天撰文談兩岸關係。他說，五二○後有好消息，也有壞消息，他認為中共雖然批評蔡英文總統，但行動上卻很克制，「情況不算糟」。
在兩岸政策上，蔡英文採取模糊策略，事實上，中共採取的也是模糊策略，指蔡英文就職演說是未完成答卷，但至今也未說明「補考方式」。當然，這或許只是風雨前的寧靜。
政治上效應或許不明顯，但除了陸客人數明顯減少，惠台措施陸續取消，例如虱目魚契作暫停，芭樂、鳳梨銷陸受阻，對台灣經濟上絕不是毫無影響。
依台灣現在的氛圍，不處理兩岸關係就是最好的處理方式；在這個議題上，台灣有的是時間跟大陸虛耗，但大陸絕無耐心一直玩下去；沒了定海神針，加上雙方民間心裡層面更加疏離，若再發生類似洪素珠事件，也就不奇怪了。
From:http://udn.com/news/story/7339/1785502-%E8%81%AF%E5%90%88%E7%AD%86%E8%A8%98%EF%BC%8F%E9%98%BF%E9%99%B8%E4%BB%94%E8%88%87%E5%8F%B0%E5%B7%B4%E5%AD%90%E6%9C%80%E9%81%99%E9%81%A0%E7%9A%84%E8%B7%9D%E9%9B%A2#prettyPhoto

台灣安全的新變數_蘇起(台北論壇董事長、國安會前秘書長)_2015/10/12 聯合報

台灣安全的新變數

 蘇起／台北論壇董事長、國安會前秘書長

當前台灣的論政情況大概只有「真空」兩字可以形容。兩大政黨對於國家未來可能面對的大事幾乎完全「不看、不聽、不想」。過去思想敏銳、言論澎湃的綠營菁英現在已經明顯定於一尊，為了避免犯錯，紛紛迴避重大政策的討論。而藍營士氣普遍低迷，多數人雖有想法，卻好似根本提不起精神參與公開論辯。這使得最近兩件與台灣安全直接相關的重大消息，竟然遭到漠視。

第一件是九月中旬美國華府智庫舉辦的台灣研討會。應邀午餐演講的是美國公認「台灣通」的任雪麗教授（Shelley Rigger）。她指出兩個新狀態正在進行。其中之一就是北京是否開始對台灣感到絕望，覺得在統獨問題上「時間不在中國這邊」而「不作為的風險將高於作為的風險」。她指出台灣民眾的「台灣人（非中國人）認同」已經上升到六成。民調還顯示，假設沒有戰爭風險，已有高達八成的台灣民眾支持獨立；即使有戰爭風險，支持獨立的人竟也有百分之卅至卅五。另一個就是中國大陸的內外問題是否嚴重到北京必須訴諸民族主義，借助對外動作來轉移人民注意力的地步。她擔心這兩個進行中的狀態會使台海危機提早出現。

更讓她憂慮的是，對目前上升中的戰爭風險，台灣似乎全不在意，繼續沉醉在「催眠的Hello Kitty文化」，不願思考任何讓人不舒服的現實話題。

第二件是美國的著名智庫蘭德（RAND）公司在習近平主席訪美前一星期發表受美國空軍委託、由十四位專家執筆、長達四百頁的報告「美中軍事記分卡」（The US-China Military Scorecard）。它依據台海與南海的美中軍力對比，設定一九九六、二○○三、二○一○及二○一七年為切入點，針對美中互攻空軍基地、各自空優、互攻海上艦隊、各自太空作戰、網路作戰等九項可能的衝突方式（排除核戰），進行模擬推演，試圖找出何者在何領域較有勝算。

在台海部分，一九九六及二○○三年的各項對比絕對有利於美國。二○一○年，美國仍有四項優勢，其餘五項已與中共平分秋色。二○一七年，美國優勢只剩三項（網路作戰、打擊中共艦隊、及飛彈攻擊中共基地），與中共平手四項（各自空優、各自太空作戰），但對台灣最關鍵的兩項，美國卻都落居下風。

重中之重是美國的航空母艦群。根據該報告的推演，由於中共反艦導彈、巡弋飛彈、潛艦及偵測能力的大幅提升，所以「成本高、乘員多、象徵意義大」的航空母艦在「衝突初始的幾個星期內」將明顯居於劣勢，最好退居中共飛彈射程（即兩千公里）以外的海域。因此它協防台灣（離大陸僅一六○公里）的力量將大幅減弱。

另一個美軍劣勢就是空軍基地的脆弱性。中共飛彈現已精準到誤差只有五公尺的程度，很可能迫使區域內的美軍基地「好幾天」甚至「好幾個星期」都不能起飛作戰。對許多緬懷一九九六年飛彈危機時美國航母馳援的人來說，蘭德描繪的上述畫面一定非常刺眼，但它卻是冷酷的現實。它最直接的軍事意涵是，台灣不少人過去、甚至現在都還深信不疑的「中共不會打」、「美國必來救」的兩項假定，必須重新評估。如果無視於這個新常態，繼續把過時的假定作為向支持者宣傳甚至制定政策的基礎，恐怕不只台海沒有和平，而且台灣沒有安全。

同樣重要的是它的政治意涵。因美中在東亞的軍力已在伯仲之間，兩者又都是核武持有國，所以雙方第一要務都是避免衝突。以南海為例，美國針對中共的主權主張及填海造礁已多次嚴詞撻伐甚至出動軍機示威。但美國官方也公開承認，自習近平上任後的三年內美機就不曾進入中共所佔島礁的十二浬（即領海）內，也就是不以實際行動挑戰中共的主權主張。根據蘭德的上述研究，美國在南海的軍力仍較中共略佔優勢（即九項有五項領先，四項平手）。即使如此，美國在南海依然深自克制，避免與中共直接衝突。那麼在北京實力及意志力都更堅強的台海地區，美國怎願為台灣而甘冒與中共對撞的危險？

所以台灣必須減少對外力的過度心理依賴，積極負起自身安全的責任。其中軍事防衛的角色固然重要，政治智慧的成分恐怕更要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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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http://udn.com/news/story/7339/1242949

軍公教18％的是非曲直_清大彭明輝教授

陳水扁與民進黨一貫地用 18％ 製造工農對軍公教的仇恨，卻一味遮掩民進黨跟國民黨一樣犧牲工農，以不當利益輸送給財團的事實。民進黨許多公職人員也一直隱瞞自己座領超高退休金的事實（遠比一般軍公教更加數倍地不合理）！其實絕大多數軍公教都跟工人一樣是受薪階級，軍公教與工農都是既有制度下的被剝削者，卻被政黨愚弄而對立起來。我願打賭：18％被扣下來的錢，沒有一分錢會被用來改善勞工的待遇，而會悉數被用來用於劫貧濟富！我會挺身為18％辯護的關鍵理由，就是不願看見被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對立，然後把更多的好處全部給了政黨和財團。

我跟我太太都是教師，都有所謂的18％，但是我一開始參與論戰時就說過：我可以在三個條件下捐出18％的所有利息：（1）政府與立法院從此戒除對財團的不當利益輸送，把節省下來的錢（我猜每年至少上千億）用來改善農民與工人的待遇；（2）政府保證從軍公教扣除的18％利息全部專款專用，用於額外加強勞工退休福利；（3）政府出面為18％制度設計的錯誤出來道歉，陳水扁與民進黨主席同時出來對所有被污名化的軍公教道歉。

我這個主張大概會得罪所有不明究理的人，但是我有紮實的理由。

「18％」是一個非常籠統的名詞，指涉著非常多種不同的意思。首先，所謂「教師退休月領七萬」，不是每個教師都這樣，只有一部份跨「新制與舊制」的退休教師才有機會領這麼多錢。其次，入過閣的民進黨高官應該有很多人領的遠比這多！84年開始上任的的教師是用所謂的「新制」，所得替代率大概只有60％左右，其中35％是從每月薪水中扣除的「強迫性儲蓄」，65％是雇主（政府）配合款。新制退休金沒什麼好批評的，如果要怪勞保制度不夠好，該怪的是政府與雇主沒有落實勞保制度。冤有頭債有主，沒有道理因為勞工退休制度不好而把軍公教退休制度一起搞爛，結果反而便宜了官商勾結。這種態度遠比大陸的共產黨還無聊！！！84年以前退休的人叫做「純舊制」，可以把一次退休金全部存到「優惠存款（18％）」；或者選擇領月退金，同時把「公保養老給付」存到「優惠存款（18％）」。84年以前因為軍公教薪水低，退休金也少，所以18％的優惠存款利息並不多。也因此84年以前從來沒有人說過18％優惠存款不公平。以後如果GDP每年7％以上持續成長十年，大概大家就又都懶得去提18％，甚至沒興趣管以後軍公教待遇偏低的問題。

「純舊制」退休金的「優惠存款」始於1961年，利率一再視物價與銀行利息調整。為了考慮物價上漲會貶低退休金的實質價值，因此「優惠存款」通常是比照銀行利息加50％（50％用以對抗在職期間到退休後長期累積的通貨膨漲率），因此這個制度設計當時絕無不合理之處。1961年時「優惠存款」為21.6％，後調為14.25％、16.7％。1980年代一年期銀行年利率曾達21.75％，民間月息更高，又加上台幣貶值與通貨膨脹，使得退休人員生活困難，因此才由民意代表一再反映，而將「優惠存款」利率固定在18％。（有興趣瞭解這一段歷史沿革的請看不知名作者的「第四章 公務員退休所得合理化改革方案探討」）

以上都毫無不合理之處，甚至是嚴重虧待軍公教人員（因為當時經濟蓬勃發展，民間利息遠高於銀行利息，而且十年期累積下來的通貨膨脹與房地產膨脹率又遠遠高於「優惠存款」設定的50％）。這也是秦祥林和秦漢老是喜歡演國中小教師的原因――毫無前途的窮小子！民國68年（1979年）時我太太擔任國中教師，趕學生早自習而差一步沒搭上公車，只好忍痛叫計程車。車到校門前，司機發現她是老師，竟說：「妳們這麼窮，怎麼可能付得起這筆錢。妳又是為了要趕學生早自修，不是為了享樂，我不收妳錢了。」我跟太太當老師，省吃儉用十幾年，當到教授還買不起一棟房子。認識的中小學同學都已有數層樓的房產，高中畢業的同學靠當 sales 而有豪宅，一家個體戶的小電器行老闆月入十數萬到三十萬，我們兩人合起來一個月不到八萬，新竹市郊一坪地就要十幾萬到數十萬。我們夫妻不曾怨過，省吃儉用到今天。

1990年代開始到2000年代期間，軍公教待遇逐漸改善，物價較平穩，經濟發展也較遲緩，銀行與民間利息也較低，政府便於1995年取消18％優惠存款制度：1995年以前的年資所累積的公保退休金仍舊可以存18％，1995年以後的年資沒有公保給付（也就沒有18％）。2000年左右，經濟發展長期遲緩，景氣前景不好，銀行利息與民間利息下降，大家突然都忘記過去如何地看不起軍公教人員，而羨慕起軍公教人員。民進黨利用這個沒有歷史感的當下，開始扭曲、誇大、加料，製造工農對軍公教的仇恨，加媒體誇染，把18％誇大為「不管何時退休，不管什麼階級，軍公教都有大筆退休金，全部可以存到銀行領18％」。這根本不是事實！！！！！

根據2009年的一份分析，優惠存款母金（一次退休金）達200萬元以上的人佔軍公教退休人員的20％左右（多是高階公務員、資深民代與政務官等），他們的18％年息換為月息才將近4萬元；其他50％的中低階公務員一次退大多只領70到80萬元退休金，他們的18％年息換為月息才將近一萬多元，頂多維持最起碼生活而已。那麼，是誰月領七萬元？2005年前後退休，累計年資40年左右的中小學教師，他們有三筆退休金：（1）舊制月退金2～3萬元，（2）公保給付存在18％優惠存款月支利息2萬左右，（3）新制退休金2～3萬元。但是在民進黨與國民黨兩次設定「最高所得替代率」之後，這些老師的18％優惠存款的月支利息已經下降。18％有沒有不公平處？最不公平的是1985～2000期間任職的立法委員和政務官，他們的在職期間待遇高，但是退職的時候卻可以領18％，有很多人還可以領到新制月退金和舊制月退金，這一群人才是最嚴重違背18％「補償過去所得偏低，以免未來養老生活有疑慮」的制度精神。但是，很多民進黨執政期間的政務官正是這種人！！！他們遠比認真工作40年的中小學教師工作輕鬆，在職期間待遇高，而退休所得又超高（除18％之外，他們一樣可以領舊制月退和新制月退）。民進黨從來不罵自己黨內這些有權力改變政策的人，卻老是要罵那些沒有決策權，靠自己勞力辛辛苦苦地累積退休金的人。我為那些被民進黨愚弄的人痛心！！要改革18％可以！兩黨主席都必須先出來為自己的錯誤政策道歉（蔡英文在行政院任職期間可從來沒有去改變18％喔！），並且說清楚哪些人沒有從18％裡得到不當利益，為這些人的被污名化道歉，所有媒體也必須要出來對這些人道歉！

至於我的18％，要拿回去不難，只有三個條件：（1）政府與立法院從此戒除對財團的不當利益輸送，把節省下來的錢（每年至少數千億）用來改善農民與工人的待遇；（2）政府保證從軍公教扣除的18％利息全部專款專用，用於額外加強勞工退休福利；（3）政府出面為18％制度設計的錯誤出來道歉，陳水扁與民進黨主席同時出來對包括我在內的所有被污名化的軍公教人員道歉。

FROM:http://mhperng.blogspot.tw/2011/09/18.html

氣候轉暖 有助成吉思汗西征_台灣醒報記者賴義中綜合報導

蒙古帝國崛起，主要是靠天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森林學研究團隊發現，本應長年貧瘠的蒙古中部高原，卻在西元1211年至1225年間，也就是自成吉思汗率軍入侵金朝的那一年起，出現了1100年來最濕潤的天氣。水氣的增加充實了蒙古軍隊的糧草和軍馬，為成吉思汗的遠征提供紮實基礎。

蒙古驃騎為何能在短時間內橫掃歐亞大陸，建立幅員廣袤的帝國，始終是歷史學一大疑問。部分假設指出，蒙古騎兵之所以踏上征途，是為了逃避家鄉過於乾燥、嚴寒的惡劣氣候。 

哥大年輪學家佩德森和西維吉尼亞大學的海瑟，原本在蒙古中部的杭愛山區（古稱燕然山）調查山林火災，偶然發現當地部分新疆五針松的年齡十分古老，在解讀樹木年輪狀況後，兩人認為，蒙古曾在西元1180年至1190年發生嚴重乾旱，而在1211年至1225年間，當地卻出現長期而顯著的降雨，氣溫也上升到不尋常的溫暖程度。

由於每個蒙古騎兵都必須備養3至4匹戰馬，牲畜也必須隨著部隊移動，蒙古馬耐寒、耐旱且異常持久，但大量馬匹也消耗糧草。研究人員推斷，西征大軍能馳騁戰場，除倚賴精湛的騎射技巧外，這15年間充沛的水氣滋養蒙古高原，增加牲畜和馬匹的數量並提供豐富水草，也是重要因素。

本名「鐵木真」的成吉思汗生於西元1162年，於1182年前後成為乞顏部落的可汗，當時蒙古眾部落彼此激烈交戰，鐵木真的勢力在縱橫捭闔中逐漸壯大；1206年，鐵木真殺死宿敵札木合，統一蒙古部落，被尊為成吉思汗，登基為大蒙古國皇帝。西元1218年至1223年間，他率軍西征，滅花剌子模、高加索諸國，並與欽察人和俄羅斯人交戰。

海瑟指出，這種從極端乾旱到極端濕潤的氣候轉變，在人類歷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成吉思汗之所以能脫穎而出並非完全因為天候，但確實是時勢造英雄。他說，在平時乾旱的地方，若突然出現不尋常的濕氣，植物也會以不尋常的速度生長。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一般認為，氣候變遷與民族或文明的衰亡有極大關連，如馬雅文明的消失和羅馬帝國的衰落，但較少結論指出帝國的興起與此有關。

本研究發表於美國國家科學研究院的會議中。

https://anntw.com/articles/20140313-kESq

藏了75年 清朝神像重見天日

中國時報_陳俊雄╱新北報導
1777年間建廟的三峽宰樞廟，在二戰「皇民化運動」期間，被迫將來自福建安溪的泥塑玄天上帝祖佛藏放在正殿的神龕之上，免得遭殖民政府破壞。日前廟方管委會「筅　」意外發現這尊祖佛及一封信，揭露這段台灣人被殖民的幽暗歷史。二戰期間，日本殖民政府確定展開南進政策，在台灣開始推動「皇民化運動」，要求台灣人說日語、穿和服、住日式房子、放棄台灣民間信仰、改信日本神道教並參拜神社。
在全面要求改信神道教、改拜天照大神的時代氛圍下，不少廟宇都把廟裡主祀的神像藏起來，免得遭到各庄役場搜索破壞。清乾隆42年就奉祀玄天上帝的三峽宰樞廟，也在四房宗族耆老李光樹主持下，決定把大陸福建安溪芸尾的祖佛，藏在正殿神龕上。為讓後人知道這段緣由，李光樹的入贅婿劉添財，特別用當時的竹紙寫下「為避役場查緝仙景李氏七房，族人密約將祖佛玄天上帝暫放宰樞廟神龕之上，以待日後重現光明」，日期則是「昭和十四（1939）年三月初三」。這一晃眼就過了75年，加上宰樞廟本身管委會紛紛擾擾，來自大陸安溪的祖佛彷彿被時間凍結，在神龕上安然度過75年。
去年管委會改組，由李家四房之後的秀川里長李楷瑞當選管委會主委，宰樞廟不僅被列「市定古蹟」，廟方也在新春前夕為廟中的神像筅，14日意外在正殿神龕上方發現一個大木盒。
李楷瑞仔細觀察，發現這木盒被兩個釘子卡在神龕上方，才不致因地震搖晃掉落，他小心地把木盒搬下打開一看，赫然發現裡頭竟有尊泥塑的玄天上帝神像。據神像背後文字紀錄，這尊神像是三峽仙景李氏渡台初祖李克露和他的父親李茂撻，在清乾隆中葉從福建安溪芸尾迎來台灣奉祀的，估計來台歷史要比宰樞廟還久。李楷瑞解釋，李姓有「隴西」、「泉州」等常見堂號，至於「仙景」則相傳是南宋皇帝冊封三峽李氏祖先的堂號；「克露公」是李家開台始祖，決定藏放神像的光樹公為四房第四世，寫下文書的劉添財則是四房第五世的入贅婿，他則是第七世後代。這尊神像藏在神龕上6年後，殖民政府即敗戰退回日本，為何光樹公、添財公沒把神像迎出？李楷瑞推測，可能是政治環境肅殺所致，卻也因禍得福在75年後重現天日。不少信眾獲悉後高興地說，應是祖佛上帝公有靈，要和大家一起喜迎新春。